平台配资张志让的法治人生路

张志让（1893年—1978年），江苏省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他早年曾赴欧美学习法学，学成回国后长期以学者和律师的身份推动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平台配资，营救和帮助了大量进步人士和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张志让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多项领导职务，为新中国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主战士。

以学者身份推动中国现代法学发展

张志让的父亲张韶甄曾担任过萍乡煤矿总办、汉阳铁厂总办等职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子女接受现代教育。1905年至1910年，张父就为张志让和家中几个姊妹聘请了国文和英文老师，之后还供张志让在清华学校初中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当时，西学东渐在中国已经形成一股风气，不少有志青年都希望出国学习，张志让就是其中之一。1915年，转到复旦公学学习的张志让在课堂上听到法学家王宠惠说：“美国大学各社会科学中以法律最难读。”希望用现代法学救亡中国的张志让却不惧困难，“留美时倒要选习这一门最难的学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95页）于是，1915年冬，张志让怀着一腔报国热忱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读预科，并在读完三年级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学。当时，由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因而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学法学理论风靡法学界。在美国学习法学的张志让也深受影响。1920年，为了更好地学习社会学法学，张志让前往柏林大学学习。1921年，张志让回国。之后，他长期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高校担任教授、法学院院长等职务，以学者的身份不断推动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

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张志让（中）。资料图片

首先，他推动了现代社会学法学在中国的传播。1923年至1924年，张志让陆续在《法律周刊》发表法学理论文章数十篇。其间，他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概念，并阐释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其中，在1924年发表的《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批评》中，他介绍了社会学法学派产生的原因：“原有三派学说之陈腐失用”“近世社会与经济之状态”，并阐释了社会学法学的主要原则：“变利益为权利，亦有应守之方法。即满足最多之要求，而同时使其他要求感受至小人之牺牲是也。”（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办公厅、研究室编：《张志让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第59、60页）

其次，他主张利用国际法解决中国问题。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时候，张志让强调要利用国际法争取合法权益。1923年在《论收回旅大之法律根据》中，围绕中国如何收回旅顺、大连主权问题，他指出，国际法要产生效力必须得到国际法主体本身的同意或认可，但二十一条签订时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认可，因此是无效的。所以，他强调收回旅顺、大连是中国的合法权利。

再次，他致力于发展中国现代法学教育。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任职期间，张志让不仅坚持在一线教学，还着力培养现代法学教学队伍。当时，反动当局一直打压左派进步人士，但张志让不惧威胁，坚持广纳贤才，先后聘请了潘震亚、洪孟博、周新民、张定夫、宁柏青等左派进步学者担任教员。同时，他还注重培育具有进步思想的法学院学生。在东吴大学教书时，一些教员自发成立了一所专门招收进步学生的中学，并希望向这些学生免费提供教学。张志让了解情况后，非常支持这项活动，并提供了经费支持，“办理这学校，正在国民党加紧控制上海公私立中学的时候，收入不敷支出，须由我筹措和负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02—103页）

以律师身份参与进步事业

从欧美留学回国后，张志让曾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参事、大理院推事等职务。这段工作经历让他“看尽了当时军阀夺政权以及政府上下争权夺利、昏天黑地的现象”，并认为“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做出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真所谓南辕北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97页）因此，1927年他离开北京，前往其堂弟张太雷所在的汉口寻找光明。

与张太雷见面后，张志让了解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并在张太雷的介绍下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审判员。在武汉的日子里，张志让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如列宁的两部著作《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给他的印象最深，立场逐渐转向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之后，张志让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是真正的革命政府，便辞职回到上海，转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与张志让联络的共产党员张庆孚却建议他在党外工作，以律师身份为党服务。对此，张志让回忆，“党认为像我这样在社会上已有一定面貌的人，保持原有面貌在党外做工作，比之入党，作用较大，所以决定我不要入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03页）之后，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张志让长期以律师的身份公开活动，并因此营救、帮助了大量进步人士和民众。

一是成功营救“七君子”。张志让长期担任党组建的“革命互济会”和宋庆龄等人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辩护律师，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当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爆发后，张志让成为“七君子”的首席辩护律师。在为“七君子”据理力争的过程中，张志让慷慨陈词，反复强调爱国无罪，指出反动当局逮捕“七君子”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在张志让等人的努力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最终释放了“七君子”。

二是解决鲁迅身后的版税纠纷。20世纪30年代，鲁迅是一面进步的旗帜。但是他去世后，许多出版机构大量翻印、盗印他的作品。这不仅导致鲁迅作品里的大量内容被错印、漏印，还影响了许广平母子的正常生活。为此，不少进步人士呼吁“望取缔以重学术”。张志让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是由于他在法律界颇有声望，许广平很信任他，于是聘请他为律师解决这一纠纷。为此，1936年张志让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声明，要求有关出版机构停止侵权行为。同时，他以侵权情形较严重的北新书局为突破口，追回了鲁迅及其继承人的损失。之后，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局等有侵权行为的机构也陆续退回了侵权所得。张志让的努力不仅挽回了鲁迅及其继承者的名誉和经济损失，还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为革命时期的统战工作作出了贡献。

三是为普通民众辩护。除了著名进步人士外，张志让还为大量的普通民众辩护。1936年冬，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虹口被枪杀。当时中日关系十分紧张，日方一直在蓄意滋事，以扩大事态。中山秀雄被杀事件恰为日方激化各方矛盾提供了口实。而租界外国当局为了自身利益，就将两名无辜的中国人杨文道、叶海生污蔑为凶手。对此，中国反动当局选择息事宁人，将两名中国人判处死刑。两人不服，要求上诉。张志让为这两人辩护。接手案件后，张志让不因两人身份普通而有任何的松懈，相反他充分开展调查，把案内破绽指出，并发动舆论为两人争取支援，“当时各大报力予支持，两次以两版篇幅刊载辩护书全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03页）这起案件极为曲折，在张志让的不懈努力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法院才最终改判杨文道、叶海生无罪。

此外，新中国成立前，张志让还以律师的身份为共产党员吴亮平、潘梓年、郑绍文、黄洛峰以及共产国际驻沪秘密代表牛兰夫妇等人辩护，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著名红色律师。

以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身份推动法治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法治事业百废待兴。作为资深法学家和律师，张志让在法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沈钧儒多次力邀他去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最终，张志让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长期担任这一职务。任职期间，张志让与沈钧儒、董必武等人一起推动了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一是推动司法组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中国成立后，留用了大量旧司法人员，但很多人不仅政治素养、专业知识难以适应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需要，而且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了大量问题。因此，为了整顿司法队伍，培育适合新中国需要的法治工作者，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开展了全国司法改革。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提出要在司法改革中着力清除资产阶级法律和“六法全书”的负面影响，广泛宣传、贯彻无产阶级法律思想，“资本主义的法律、政治制度及其理论，正是革命所要推翻的东西”“司改运动根据马列主义从根本上批判了旧法，批判了旧法观点”，以此铸造为人民服务的司法队伍。同时，张志让还提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还要坚决服从当地党委的领导”；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原则的优越性和重要性，以及法院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必要性，也是认识清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15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人民司法组织体系。

二是推动多部重要法律文件的制定。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工作需要法律文件的指导和支撑，法律文件制定工作显得繁重而紧迫。张志让广泛、深入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婚姻法、刑法等重要法律文件的起草、修改和审议工作。其中，尤以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过程最为艰辛、曲折。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多次提出制定一部社会主义的刑法，并在1950年、1954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等文件。为了让这部法律文件更加科学，1956年政务院安排张志让参与刑法的起草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张志让组织了23家高级法院的工作人员，搜集、整理了19200多份材料，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经验，最终形成了《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虽然此后刑法制定工作一度停顿，但改革开放开始之后重启刑法制定工作时，张志让带领众人起草的这份文件成为重要参考，他为我国第一部刑法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推动普法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张志让担任了《新建设》杂志常务副编委。在办杂志的过程中，张志让认为，不仅要开展法理研究，还要以此为平台着力开展普法工作。为此，他在《新建设》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新中国颁布的大量法律文件进行了解读。其中，对于《共同纲领》，张志让指出它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也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了一些宪法的特征”“再就共同纲领内容所解决的问题来讲，宪法所应规定的各种基本问题大致都已规定”，为广大群众学习、落实《共同纲领》提供了重要指导。同时，对于新中国颁布的首部婚姻法，张志让则强调制定该法的目的就是“解放妇女在婚姻上和家庭关系上的束缚”“普遍创造团结合作、美满兴盛的新家庭，改革封建腐化的旧家庭”“使后一代的中国人都得到应有的教养和保护，使整个民族得以健全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办公厅、研究室编：《张志让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第253、254、256页）强调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应该贯彻落实好新婚姻法，“按照它的精神和文字，一条条切实去执行”，并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广泛开展新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工作。

长期辛苦的工作让张志让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已经身患重病。但直到去世前，张志让仍在阅读大会文件，不忘为我国法治建设建言献策。终其一生，张志让都在不断地探索现代法学理论，为建设法治中国不懈努力着。

来源：人民法院报·5版

作者：徐佳佳（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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